陈献章很少写应酬文字，选择应用散文写作对象时又如此谨慎，一方面源自放弃仕途、选择授徒传道来实现人生价值的淡泊心态，另一方面则是唯恐因文受累。陈献章推辞掉很多序跋、记、碑文之类的应制之文，并曾在信中向求文者解释推辞的缘由——不屑于结交官员，更害怕于言辞之间获罪。于是能看到陈献章的行文间隐含着“仆废退之余，恐收敛之不谨以取罪”[4]卷三和“嫌于上交”[5]、“恐其难继”[4]卷三的惶恐幽微的心态。在与浙东、河东理学家们迥异的人生选择背后固然有政治环境的因素，同样更与陈献章屡试不中的人生经历以及相对内敛的个性密切相关。当这般经历、个性以及儒学修养交织进入陈献章的思维方式后，陈献章据此将领悟到之本体工夫的精微处转化成境界论叙述发诸于散文创作，并且在文体功能的限制下进行着境界论思想和散文表述之间的转化。

明前期思想界的主流是述朱，无论浙东宋濂、江西吴与弼、河东薛瑄、江门陈献章及其后学皆不外于是，他们在秉持儒家本体论的基础上发挥着工夫论认知、履践的不同方向。陈献章的理学修养方式同样是述朱基础上个性和学养的折射，也是经历求仕波折后的生命价值选择。儒学史上通常认为陈献章师承明前期江西崇仁儒者吴与弼，后期在广东地区的理学传播过程中逐渐有别于吴与弼的儒学诠释路径，并自成一家。当然，陈献章曾从学于吴与弼半载，但“数月而归”、“未知入处”[4]卷二，两人理学修养的路数并不契合。最终与明前期浙东、河东、崇仁三个地域思想流派侧重工夫次第的传承方向不同，陈献章所传承的正是强调心性工夫、纯粹化的主体意志的涵养体悟一路，并在散文别集的表述过程中呈现出热衷描述自然、自在的工夫境界之倾向。

陈献章起初同多数精于理学的儒生一样，其学养、自我认定、被国子监祭酒邢让推举的缘由无不是传承道统，但在以理学诗《此日不再得》名扬京师的荣耀和屡试不中的现实反差面前，抑或说是陈献章本人经历、术业的局限性使得他此后的生命价值判断和理学认知都发生了转向，他放弃仕途并归乡授徒，拒绝地方官朱英等人屡次举荐，在理学修养论上和政务仕途之间的界限愈加明晰，最终确定了与从政的现实履践所不同的学术传承道路——通过静坐，于身心处涵养儒家价值理念，依靠主体心志知觉来体悟儒家之道同宇宙自然规律合一的精神境界。他逐渐认定，无论是发愤苦读，还是从学于吴与弼经年累月均未有所得，最终的症结处在于“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4]卷二，即对理学的体悟停留在知识习得的层面，并陷入前人大量的文献阐释当中，缺乏和当下个体生命的关联时，儒学便面临着失去活力，流为记诵、词章等教条的弊端，就此陈献章感慨“载籍多而功不专，耳目乱而知不明，宜君子之忧之也”[4]卷一谈“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4]卷一当然，陈献章所谓的“六经一糟粕”是针对将六经仅以词章目之却舍其精神的状况，而他选择静坐以涵养儒家意志的修养方式与朱熹的工夫次第之修养进路并不冲突，只是针对专注工夫次第时失却心智磨练的弊端作了修养重心的调整，转而在静坐涵养中实现心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4]卷二，这便是儒学义理积累与心性磨炼合一的结果。舍繁并非摒弃扫洒应对工夫和逐渐积累的儒学知识，求约亦非只存留打坐冥想的工夫，而是在掌握儒学义理知识的前提下强调内心自觉反省、体悟，强调儒学理论和心志的融会贯通，也更强调将儒学理论所接通的天地之道转化为主体内心的行止、道德自觉，这便是“自得之学”、“自然之学”之潇洒自如境界，便是陈献章境界论的核心内容。然而陈献章侧重纯粹化主体意志的修养方式、修养成果都需要凭借行动和颖悟来体会，却难以用文字条分缕析地解说。在思想专著缺失的情况下，散文文本是陈献章据现实情境言说境界论的重要材料。

二、陈献章在散文中寄寓的境界论内涵

就不同文体的内容表述而言，承接陈献章理学思想论述的主要文体是书信、论、说、记四种，其中与友人来往的书信内容较为全面地覆盖了陈献章理学境界工夫的主张，另外三种文体次之，并均针对言说对象采取了不同的理论言说侧重。陈献章寄寓于这四种文体的散文中之境界论内容包括境界工夫和出仕的对立状态、潇洒的人生态度和理学生命境界的契合、精神状态和境界工夫的审美化描述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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