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思想界的主流是述朱，无论浙东宋濂、江西吴与弼、河东薛瑄、江门陈献章及其后学皆不外于是，他们在秉持儒家本体论的基础上发挥着工夫论认知、履践的不同方向。陈献章的理学修养方式同样是述朱基础上个性和学养的折射，也是经历求仕波折后的生命价值选择。儒学史上通常认为陈献章师承明前期江西崇仁儒者吴与弼，后期在广东地区的理学传播过程中逐渐有别于吴与弼的儒学诠释路径，并自成一家。当然，陈献章曾从学于吴与弼半载，但“数月而归”、“未知入处”[4]卷二，两人理学修养的路数并不契合。最终与明前期浙东、河东、崇仁三个地域思想流派侧重工夫次第的传承方向不同，陈献章所传承的正是强调心性工夫、纯粹化的主体意志的涵养体悟一路，并在散文别集的表述过程中呈现出热衷描述自然、自在的工夫境界之倾向。

陈献章起初同多数精于理学的儒生一样，其学养、自我认定、被国子监祭酒邢让推举的缘由无不是传承道统，但在以理学诗《此日不再得》名扬京师的荣耀和屡试不中的现实反差面前，抑或说是陈献章本人经历、术业的局限性使得他此后的生命价值判断和理学认知都发生了转向，他放弃仕途并归乡授徒，拒绝地方官朱英等人屡次举荐，在理学修养论上和政务仕途之间的界限愈加明晰，最终确定了与从政的现实履践所不同的学术传承道路——通过静坐，于身心处涵养儒家价值理念，依靠主体心志知觉来体悟儒家之道同宇宙自然规律合一的精神境界。他逐渐认定，无论是发愤苦读，还是从学于吴与弼经年累月均未有所得，最终的症结处在于“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4]卷二，即对理学的体悟停留在知识习得的层面，并陷入前人大量的文献阐释当中，缺乏和当下个体生命的关联时，儒学便面临着失去活力，流为记诵、词章等教条的弊端，就此陈献章感慨“载籍多而功不专，耳目乱而知不明，宜君子之忧之也”[4]卷一谈“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 [4]卷一当然，陈献章所谓的“六经一糟粕”是针对将六经仅以词章目之却舍其精神的状况，而他选择静坐以涵养儒家意志的修养方式与朱熹的工夫次第之修养进路并不冲突，只是针对专注工夫次第时失却心智磨练的弊端作了修养重心的调整，转而在静坐涵养中实现心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4]卷二，这便是儒学义理积累与心性磨炼合一的结果。舍繁并非摒弃扫洒应对工夫和逐渐积累的儒学知识，求约亦非只存留打坐冥想的工夫，而是在掌握儒学义理知识的前提下强调内心自觉反省、体悟，强调儒学理论和心志的融会贯通，也更强调将儒学理论所接通的天地之道转化为主体内心的行止、道德自觉，这便是“自得之学”、“自然之学”之潇洒自如境界，便是陈献章境界论的核心内容。然而陈献章侧重纯粹化主体意志的修养方式、修养成果都需要凭借行动和颖悟来体会，却难以用文字条分缕析地解说。在思想专著缺失的情况下，散文文本是陈献章据现实情境言说境界论的重要材料。

二、 陈献章在散文中寄寓的境界论内涵

就不同文体的内容表述而言，承接陈献章理学思想论述的主要文体是书信、论、说、记四种，其中与友人来往的书信内容较为全面地覆盖了陈献章理学境界工夫的主张，另外三种文体次之，并均针对言说对象采取了不同的理论言说侧重。陈献章寄寓于这四种文体的散文中之境界论内容包括境界工夫和出仕的对立状态、潇洒的人生态度和理学生命境界的契合、精神状态和境界工夫的审美化描述三个方面。

出处进退的人生价值选择与陈献章的儒学传播路径选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陈献章虽然在观念上秉持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价值序列，面对业已出仕从政的应用文写作对象会勉励、赞许其经世济民的言行，但当面对尚未入仕的写作对象时，尤其是对于入仕或退居之间做选择的学生，依旧会优先推许退而传道的人生价值，并对出仕的动机提出相当高的道德意志要求——必以经济社稷生民的责任信念，不得杂有逐利图禄的初衷。这种出处进退的观点称述集中在书信文的即事讨论、勉励宽慰中，以及记体文由事而感的立论里。

陈献章在写给王乐用的信中谈及不论身处何处都不忘天下的情怀时，就是劝慰他，也是劝慰自己——“夫士能立于一世，或以道徳，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长，其岀处语默，进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于同也。”[4]卷二在陈献章眼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价值序列已无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受禀赋决定的不同选择而已。然而消弭差等的遣词用语，其实际效果则抬高了立言的价值意义，陈献章退而传道的选择便也通过对儒家生命价值的诠释找到了期许的归属。此外，对庄昶出仕的看法曾分别出现在陈献章写给罗伦、张廷实的信中，并经此较为集中地反映着陈献章对出处进退的态度、退居不出的选择同生命境界的关联。陈献章写给好友罗伦感慨庄昶的出仕无法实现其志向，又引尹和靖之事对庄昶未能有母若尹母者而叹惋不已[4]卷二，随后在写给门人张廷实的书信文中议论庄昶出仕时，又多了一层精神境界的轩轾之分和情绪表露，表现出费解的口吻和否定的态度——“可怪，恐是久病昏了也。”[4]卷二他尝试尽量去理解庄昶的不得已，并将门人林光为禄而仕却不愿承认之事也一并提起：“出处平生大分，顾令儿女辈得专制，其可否耶？吾意定山为窘所逼，无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几日求活，一齐误了也，缉熙畏天下清议，苦不肯承认耳”[4]卷二，最后以“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何与吾事耶？谩及之”收束书信文，信件的结语表明事不关己的态度，然而此处出现的鱼跃大海，鸟翔长空之句是陈献章所推尚的个性化修养境界标识，既在申明自己的立场，又有与庄昶为禄而仕的价值选择形成对比之意。经历仕途风波后放弃经世之志是陈献章认定的人生路径，他在写给门人湛若水的书信中解释过自己一再拒绝出仕的缘由和心态：“久居于危，不在仕止之间，盖尝两遭不测之变，几陷虎口矣。不得已为谒铨之行，所以避之，非出处本意也。”[4]卷三退居修身传道也的确适用于心性工夫涵养，陈献章由此逐渐体悟到儒家理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界，也因远离政局，言行谨慎而得以在南疆传道授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闲适空间，在理学主张上表现出与浙东、河东、崇仁理学都不同的心性涵养进路和怡然自得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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