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东周，从公元前770年起至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止，中经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阶段，周天子名存实亡，以五霸与七雄为代表进行了长达五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乱，渴望和平，追求统一，是时代的呼唤，人心的向往，历史的选择。孔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论语·季氏》)孔子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主张“一天下。”(《荀子·王制》)统一、大一统，也是先秦儒家的共识与传统。孔子关于统一思想的主张，影响很大，不仅影响了儒家，而且还影响了其他家。庄子就认同说：仲尼曰：“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庄子·人间世》)

秦、汉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要求的。从全过程看，封建社会尚处于初期或者上升时期。所以，汉武帝和董仲舒所共同制订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完全有其合理性的，是具有实际的价值与现实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彰显大家思想解放，提出多元学术，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事物总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其消极的一面，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又需要统一了。思想的辩证法是，既要解放，又要统一。秦汉时期需要统一。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应运而生的。

儒学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被“独尊”，绝非出自于偶然的原因，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西汉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要旨时，对儒家评论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一方面批评了儒家的学说太广博，很难找出它的纲要，所以在研究它的时候，用力虽多而收效很少，因此他们所说的一切，是不能完全听从的；又一方面肯定了儒家所制定的君臣父子彼此相处的礼节，以及夫妇之间或者长辈和晚辈之间的礼数的分别，是不能改变的。

儒家之所以“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并且之所以“不可易也”，乃是由于儒家正确反映了中国历史所具有的宗法制和封建制的两大特点。这正是孔孟所开创的儒家的特殊的智慧与巨大的力量之所在。这也正是董仲舒在封建大一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弘扬、发展了孔孟的原始儒学的特殊的智慧与巨大的力量之所在。

但是，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和在历史大转折大动荡的时代，孔子和孟子的爱人的“仁”学和“民为贵”的“仁义”、“仁政”不但没有市场而且显得迂腐。其实，这正好彰显孔子和孟子作为大思想家不为当下的现实与现象所局限，而是善于超越当下的现实与透过现象，洞察到人类的本性与和平发展的时期应该是爱、是和、是和谐，而不应该是恨、是斗；人的社会应以人、以民为贵、为本。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文明社会恰好证明了人与人，甚至人与万物都应该和谐相处，应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那末，不相爱又如何能和谐共存，持续发展，共赢，皆大欢喜呢？可见，孔子和孟子的爱人的“仁”学和“民为贵”的“仁义”、“仁政”以及万物和谐一体的思想，具有普世价值与永恒魅力！

综上所述，以孔孟为首的儒家，之所以能从“争鸣”的“百家”到“独尊”的“一家”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向往，历史的选择。反思儒家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尊”，对启迪我们信奉并践行既解放思想，又以马克主义为指导，必将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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