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了实现自已的儒家主张，决心于年逾半百的55岁不辞辛劳离开祖国——鲁国，去周游列国长达14年，足迹遍历卫、曹、宋、陈、蔡各国，满怀得君行道的希望。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变、大分裂，走向新的大统一的过程之中，情况极为复杂，充满危机，险象环生。因此，孔子一路上困难重重，极不顺利，甚至在匡地被拘禁了5天，“子畏于匡”(《论语·子罕》)，经过宋国，桓魋欲杀死孔子，在陈国断绝了7天的粮食，只得找些野菜来充饥，跟随的人都饿得病倒了，“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等面临死亡的绝境！所以，一言以蔽之，虽然孔子为实现儒学理念竭力做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但是却被视为迂腐，有时狼狈得就连孔子本人也不得不说自己象只“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仍坚持自己的“仁”学。为此，他继续办学，广收门徒，多达三千，并整理古籍“五经”，双管齐下以传播儒学。

二

到了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之时，正值战国历史阶段。在这254年间，广大奴隶和平民起义风起云涌，以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为首的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社会呈现天下大乱的形势。因此，人们把这时期称为“战国”时期。

孟子是孔子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形成为思孟学派，成为后孔子的八派儒家中最大的一派。孟子继承孔子“仁学”，将孔子“仁学”发展为“仁义”与“仁政”。

所谓“义”，原意是“宜”，指恰到好处。《中庸·二十章》说：“义者，宜也。”作为儒家重要的伦理概念，指公正、合理、应该、道义。

孔子不仅提出“仁”，也常谈到“义”。他说：“君子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这是孔子以“义”作为评判君子的标准。孔子还以“义”反对不正当的“利”，规范求“利”行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但孔子没有并提“仁”“义”。

而孟子则将“仁”“义”联用。《孟子》一书的开篇就记录了孟子将“仁”“义”并举。“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而“上下交征利”，则是既无仁爱可言，也无正义可言。所以孟子针锋相对地既用仁又用义加以反对。他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为什么要并用“仁”“义”？这和他对“仁”“义”的界定有关。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的“爱”，孟子认为是人内心中的最珍贵的情感、所追求的最大的价值和最崇高的境界，又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处。那末，如何才能实现人内心中这最珍贵的情感、最大的价值、最崇高的境界和安身立命之处的“爱”呢？孟子进一步认为必须抉择到一条能实现的捷径，而“义”正是这条光明大道。所以，他说“义，人路也”、“义，人之正路也。”这充分表明孟子创新地提出了以“义”、从“义”、取“义”来行“仁”的主张。孟子强调指出，如果抛弃“仁”这颗真诚的爱心和“义”这条正路不走，那是很可悲的。“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仁”的爱心，是不能丢的；“正义”之路，是一定要走的。

孟子又将“义”和“礼”作为君子出入之路和门。“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还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这是将“义”作为唯一标准。孟子还认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也是靠“义”养成的，“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等等，可见，孟子将孔子的“义”发展为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所以，孔子决心“杀身成仁！”；孟子则决心“舍生求义！”(《孟子·告子上》)

孟子又将孔子的“仁”德发展为“仁政”的政治学说。孟子认为“仁政”的基本内容是：“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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