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强调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田界划分清楚了，官民的分配就能合理公平。暴君和贪官污吏为了私利，千方百计搞乱田界。官民贫富差别太大，社会就会失和，动乱不止。所以，要实行仁政，就必须从划清田界开始，“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

既正的经界，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的“恒产”，即固定的产业。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百姓有无“恒心”，即有无稳定的思想，有无道德心，取决于有无“恒产”。百姓失去“恒心”，就会无所不为。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再加刑罚，就等于布下罗网陷害百姓。哪有仁爱的君主在位却干出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贤良的君主务必做到处事恭谨，生活俭朴，礼贤下士，向百姓征收赋税要有定规。

孟子还举出周文王施行仁政的主要措施，农业税只收九分之一，关卡和市场只检查而不收税等，特别是优先抚恤社会上四种弱势群体：“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把“仁政”与“王道”相结合。他认为“王道之始”的基本内容是：“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接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可见，孟子的“仁政”将孔子的“仁”德转化为物质力量，落实到了政冶制度的层面，变为经济利益，让百姓可以过上温饱甚至小康的生活，也保障了君与吏“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让上下从“交征利”走向“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企图以“义”、从“义”、取“义”来行“仁”，实现“仁政”，构建小康的和谐社会。并且孟子的意识很明确，认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老百姓，和谐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民生问题。他强调说：诸侯不应把珍珠美玉当作宝贝，而应把“人民”“土地”“政事”三者当作宝贝。“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他更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民本”思想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对“仁义”理念和“仁政”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孟子力图用“仁义”和“仁政”、“王道”，反对“上下交征利”和“暴政”、“霸道”。

孟子面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与“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孔子与儒家几乎失尽了话语权，其学说行将完全失败的危亡的局面！他深感忧惧，“吾为此惧！”所以，他“当仁不让”(《论语·卫灵公》)，决心要学习和捍卫先圣的学说，抨击杨墨两派，驳斥他们那些乌七八糟的言论，使他们这些荒谬学说的制造者再也找不到市场，“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他自负为孔圣人之徒，就一定能够著书立说以反对杨、墨学派的人，“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他申言并非自已好辩，他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辩驳的，他要肩负起“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做孔圣人的接班人的历史托命人的使命。果然，他猛批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他甚至上纲上线指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以上均引自《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也“当仁不让”积极地加入了“百家争鸣”，批评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荀子·天论》)墨子只看到社会成员应均等齐一，而忽视了社会成员实际存在的等级差别。“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墨子只看到物质功利的作用，而没看到文化道德的作用。

但是，“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局势到了战国不仅有增无減，而且变本加厉，大小霸者们唯暴力是崇，只知以力服人，以斗待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根本就不相信以德服人，以和待人。所以，虽然孟子和孔子一样，也满怀得君行道的希望，不辞辛劳地游说齐、魏等国，但是其结果并没有好过孔子，而是和孔子一样碰了一鼻子的灰，他所遇到的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孟子·梁惠王下》)吃的也是闭门羡！只得也悻悻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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