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的姐姐》领跑票房排行榜，打破档期观影纪录，如同《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一样，再度证明了现实题材电影的重要地位。母爱与亲情是人类永久的需要，也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这样紧贴日常生活与人生选择的现实题材，在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的同时，也搅动着我们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纠结与争议。

父母意外车祸双亡，给姐姐留下了一个年龄相差近20岁的弟弟。要不要承担起抚养这个弟弟的责任？《我的姐姐》将如此沉痛的问题猝不及防地抛给了姐姐，也犀利地抛给了观众。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会被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审视和检阅。电影为我们讲述的人生故事，情感经历，并不是为了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让我们开始对人生选择、内心渴望、人性明暗的思索。

电影《我的姐姐》开篇就为观影讨论开辟了话题的分类，失魂落魄的女主人公安然在接受警察的盘问，警察说，车祸去世的那对夫妇手机里只有和儿子在一起的照片，没有和女儿在一起的照片，但是事发前却打过十几个电话给安然，她没有接，这直接造成了安然心中的愧疚。其实用这两件矛盾的事件放在故事开头作为铺垫，创作者似乎要先发制人地告诉我们父母的偏心，一直到死都要让女儿背着不孝的包袱，而不是诚心诚意地问，父母这样做或那样做算不算偏心。

总的看来这是一部抒情电影，并没有认真讨论伦理话题的雄心。它的抒情方式也很怀旧，非常像上世纪的热门电视剧如《星星知我心》《妈妈，再爱我一次》等等。《星星知我心》的故事结构与《我的姐姐》也是很类似的，父亲车祸丧生，母亲又得了癌症，几个孩子何去何从，实在牵动观众的同情心。而《妈妈，再爱我一次》，同样是母子连心，作为“香火”的幼童不愿接受和母亲分离，屡次从富贵的家庭中逃出，试图回到母亲身边。更有著名沪剧演员陈瑜主演的沪剧电视连续剧《明月照母心》，讲一个老师怎么被一次又一次托孤，最后要送走这些她本来不负有抚养义务的孩子们，又是何等的锥心。《我的姐姐》里，弟弟安子恒也总是在姐姐最想丢掉他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姐姐”，好像一种通关咒语。

我们若用现代心理学来看待这些故事，这些孩子都有严重的“依恋焦虑”。我们诞生于世的过程，本就是要学习“分离”，先与母亲的子宫分离，再学与母亲的乳房分离，最后，终要与母亲分离。每一次分离，既是危机，也是成长的契机。这就类似于，古代西方男孩的成人仪式，须要独自参与一场战争，其本质，也是要训练他们离开母亲，变得强大。女孩子的成长则要模糊得多，好像是讨论到“结婚”为止，结婚以后的感受就不太重要了。最近又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是因为许多女孩子在婚姻里非常不快乐。

以前我们不太深究这些问题。但快不快乐并不是人生的主旨，追求生命的意义才是。“姐姐”安然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呢？一开始是逃离这个对她不公的家庭，后来是逃离那个对她有结婚生子要求的家庭，她拿来与生活抗争的工具是“考研”，是去“北京”，但是考研以后呢？去北京以后呢？这只是一个选择，并没有任何承诺或者假定考上了研究生，生活就能步入理想的轨道。即使没有弟弟的问题，她的人生方案，依然是禁不起考验的。

不过，这也是我认同《我的姐姐》的部分。至少电影很正面地给安然出了考卷，她好像只是终于争取到了一次充分表达自己感受的机会，却没有彻底完成“艰难的抉择”，作为女孩成人的仪式。她的自我觉醒来自于“一胎”的终结，父母为了生一个弟弟造假她残疾，还因为她暴露了健康的特征而揍她。这当然是不对的，而且从影像的表现来看，母亲是护着她的，这一切都是父亲的意志。父亲打她却不打弟弟，弟弟却只找妈妈不找爸爸，可见弟弟的依恋还是倾向于母亲的。他们姐弟只在父母墓前有过一次有趣的对话，弟弟说，“我们好像有的不是同一个爸爸”。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戏剧话题。

日本电影《帮老爸拍张照》，拍过类似的情节。一对亲生姐妹在母亲的要求下去探望即将去世的父亲，父亲早年抛弃了他们。小姐妹对父亲的记忆稀薄，虽然内心勉强，但还是去了，到了父亲居住的乡下，却发现父亲已经去世，没想到还遇到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与弟弟的交往中，他们发现了爸爸的另一面。这个在她们心中堪称无情无义的人，在弟弟心里却是个很好的人。三个孩子有商有量，嘀嘀咕咕说，“原来爸爸是这样的人啊”。直至参加葬礼时，女孩给爸爸捡骨，对爸爸说，“爸爸，我不恨你，也不感谢你。”因为没有看到爸爸本人，她们只能给爸爸的骨头拍了张照。电影传递出了一种奇妙的东西，不是是非也不是性别的问题，而是人的复杂性与生命的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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