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在故事的流畅性上表现尚佳，在深刻性方面就弱得多了。父母过世之后，本已不存在两个孩子争夺父母之爱的问题，而演变为安然软弱的男朋友和乖巧弟弟之间的博弈。这两个男性都没有完成精神独立，总想依附于强大的母性能量。他们在争夺安然抽象的母爱，他们都在找一个新的妈。安然虽然对自己有高度理性的要求，却没有实践理性的能力。这当然是很遗憾的，遗憾的是她错过了又一次成长的机会。她没有在危机中抓住使自己变得强大的机遇，她表现得那么摇摆、感性，又诉求不明。其实我们放弃一个人是容易的，当一个没有利益共同体的人显然比较自在一点，但成长的本质就是变得复杂，是承担复杂，不断在复杂的生活变局中调整出新的方案，并加以执行。

姑姑的故事，是典型的女性受害故事。姑姑的出生年代没有给她更好的选择。她生活的样子，像我们在生活中见过的很多女人，她们吃苦耐劳、压抑自己的感受、放弃自己的成长性，换来的是社会的广泛认同。她们没有不劳而获，十分值得尊重，社会对她们也没有与众不同的要求。社会对安然其实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要求，是她自己看似渴望着不同。“与众不同”是有成本和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就是要放弃所有人对她的喜欢，放弃感性。许多人不喜欢《我的姐姐》的结尾，是因为他们发现安然绕了一大圈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她辜负了在影片开始对她有期待的人。她好像触及到了现代性，又无法完全负担现代性的代价。

对年轻女性而言，现实困顿下幻想的飞驰与逃避现实苦闷的渴望是永恒的话题，于是基于童年或原生家庭创伤背景之下的《过春天》的情欲探索，《狗十三》的咀嚼受苦，《春潮》的遁入怀疑，成为女性电影的抒情方式。而男性不管他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创作者和观众的一般审美都指向两个基本话题：“我什么时候发达”“我什么时候发财”。这是很有意思的映照。至少从女观众的角度出发，我更想看到的其实是怎么走出困境，而不是如何情感丰富地在雨天、在墓前、在失恋时一遍又一遍地原地绕圈。自我怜悯所产生的愉悦是有毒的，尽管她能表现得很温柔、很善良、很包容，就像“姑姑们”一样。

正因如此，《我的姐姐》是一部温和的言情片。它虽然触碰到了一些社会话题，但它自己都没有雄心，也不必太苛求它的完善。在电影院里，有许多女观众都在哭。可能是有些细节，让她们看到了自己经历过的事，经历过的委屈和不忍心。作家王定国写过一篇散文《姐姐》，文中他写道：“那时我还有一个姐姐”，可见姐姐已经不在人世。小时候，他剽窃了姐姐的一篇作文，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后来姐姐所有的东西都烧掉了，家也搬迁了，姐姐在作文里把小镇写活了，她自己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妈妈“有时忘了擦掉泪水”，她在哭什么？王定国写道：“我本来就不想忘记，所以一直不敢悲伤”。为什么呢？似乎每一句都语焉不详。

这是非常典型的审美化的“中国姐姐”形象，她是那么模糊、美好、微小又温暖，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孤寂，是被损害的、无声的。张楚的《姐姐》出现在电影结尾，使得抒情抵达电影高潮。“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这里当然也有一点“呐喊”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和《你好，李焕英》一样，我们的票房主力们在历时当下的集体无意识，大概就是再看一看“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吧。

作者：张怡微（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文章来源：《散文百家》 网址: http://www.swbjzz.cn/zonghexinwen/2021/0416/8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