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望去，很多影视剧都是由小说改编的，如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1988)、《活着》(1994)、《金陵十三钗》(2011)、《白鹿原》(2012)、《推拿》(2014)，妇孺皆知的电视剧《康熙王朝》(2001)、《亮剑》(2005)、《潜伏》(2009)、《大秦帝国》(2009)、《北京爱情故事》(2012)等。但纪录片的改编，显然不可能出自小说，因为小说是虚构的。纪录片如果改编，出于其真实性的要求，必然要从浩如烟海的记叙文、说明文等散文中取材。大获成功的《二十二》(2017)若是改编的，其文字稿必定是一篇优秀的记叙文——网上一篇点击量颇高的影评在题目中就明确指出：“这是我见过的最震撼人心的字幕”〔14〕。

何平曾发表论文《用拍纪录片的精神写散文——读马召平的散文》肯定马召平的写作态度〔15〕，事实上，用拍纪录片的精神写散文的何止马召平一人？只是没有达到一定的量、没有形成一种风格而已。同样，用写记叙文的精神拍纪录片的人也不计其数，但目前同样没有形成气候。因此，进行记叙文创作的人要继续吸收纪录片的表现手法；而拍纪录片的人，也要更多地借鉴记叙文的艺术技巧。由此，二者才能在相互借鉴中取长补短，达到共赢。

(二)嬗变与传承的统一

相对于记叙文，纪录片虽然在艺术形式、艺术载体、艺术要素、艺术效果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也传承了记叙文较多的特质，并初步将嬗变与传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总体来看，目前纪录片较少传承但对其发展来说较为重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非叙事性话语”的运用。在记叙文中，非叙事性话语是作为“议论”出现的，所谓“夹叙夹议”。有研究者指出：“记叙文在文字的形式上要看不出有作者在，方能令人读了如目见身历，得到纯粹的印象。一经作者逐处加入说明或议论，就可减杀读者的趣味。”〔16〕且不说这一观点能否站得住脚，仅从历史语境来看，非叙事性话语迎合了个性解放的浪潮，彰显了时代的精神追求，不仅能使读者的认识与叙述者的见解形成对话，促进双方的交流，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叙述者的叙事技巧”，“把握叙事性作品的内容和本质”〔17〕。这落实在纪录片中，就是在解说词中加入非叙事性话语，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导演个人的主观见解，但从叙述学中非叙事性话语的重要作用来看，显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说，只有加入非叙事性话语，展现导演的看法，才能使观众与导演“心有灵犀”或“产生分歧”，从而使交流成为可能；相反，如果不呈现导演的见解，就无所谓分歧，更无所谓互动了。非叙事性话语不需要多，寥寥数语即可，但必须是画龙点睛之笔，以达到中国古代著名评点家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的水平为最高目标。

其二是“限知视角”的大量使用。纪录片创作者为了提高作品的可信度、增强作品的观赏性，总是努力挖尽资料、掘尽历史、穷尽细节，然后采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全知视角进行叙述，力图呈现历史原貌、生活原貌、事件原貌、风物原貌等。这样一来，叙述者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而自由灵活地反映人文历史、社会生活、自然景观等，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观众的观看兴趣，“剥夺了接受者的大部分探索、解释作品的权力”〔5〕。放眼影坛，国外纪录片往往采取限知视角，但国产纪录片大多采用全知视角，“依赖于旁白和解说词来讲述故事，造成了居高临下的距离感和疏离感”〔18〕。事实上，如能运用限知视角去追踪、去记录、去呈现，像一个人去考古、去旅行、去探险一样，定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如《金字塔》(2002)，导演虚构出一个贯穿纪录片始终的人物——纳克特，用他的视角来审视当年的埃及、观察金字塔的建造，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制造了悬念，激起了观众的兴趣。今后的纪录片要更多地运用限知视角进行叙述。

以上两个方面，是纪录片今后需要进一步传承记叙文的地方。只有在嬗变的同时进行传承，做到嬗变与传承的统一，纪录片艺术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真实性底线的坚守

众所周知，早期的电影是纪录片性质的，其呈现出来的“真实感”无可比拟，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甚至是摄影。电影最初留给人们的印象除了“生动”，主要就是“真实”；后来，大量“虚构”的电影出现，颠覆了人们对它的认识，但它的“记录功能”和“真实性”并未随之消失，至今仍集中地体现在“纪录片”中。

文章来源：《散文百家》 网址: http://www.swbjzz.cn/qikandaodu/2021/0421/8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