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法是与内容紧密相连的。本雅明理想中的知识并不局限于对已知的复制。他不相信任何对知识领域的限制，这是新的哲学自以为是的虚幻成熟，他从中察觉到了对幸福的破坏，发现了对相同之物的无限增强：他察觉到神话本身。然而他的乌托邦主题与反浪漫主义主题也是相关的。他不为任何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干扰所动，比如马克斯·舍勒所做的，从自然理性中理解超验，就好像启蒙运动可以被撤回似的，就好像人们可以加强已逝去的以神学为基础的哲学似的。正因如此，他的思想时刻防御着连续单调性的入侵，并将断章作为写作原则。为了实现目的，他选择了一个完全外于哲学传统的位置。尽管哲学史的整合力，其元素进入到他的迷宫后也会变得分散。此不可通约性是源自他无限度地浸入了他的研究对象中。由于思想与事实挨得极近，思想也变得陌生了，这就跟一个日常物件在显微镜下变得奇特一样。若因为无思想体系和封闭的论证过程就说他的作品不过是直觉和看法，那我们就是忽略了他最优秀的思想。并不是他的目光要求未经调节的绝对性，而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已经完全异于常人。放大的手法使得静态之物运动起来，也能让运动之物沉静。他在拱廊街作品中对微小、破损事物的偏好与此手法形成互补。这一手法偏爱那些概念网络所漏下的东西，或者被占据统治地位的精神蔑视的东西，似乎统治精神除了仓促的判决之外还留下了其他蛛丝马迹。这位想象力的辩证主义者将想象力定义为“在最小处的外推法”，他与黑格尔一样，都希望“以事物自身和自在的方式观察它们”，也就是不承认意识和自在事物之间不可被扬弃的缝隙。然而此观察的距离是偏移的。这并不是因为，如黑格尔理论说的那样，主体和客体最终发展为一致，而是因为在客体处已经不存在主观意图了，本雅明的思想不喜欢意图这个观念。他想借助第二感知的方式，使思想贴近事物，而分类的方法则无法避免盲目性。减小与研究对象之间距离的同时也造就了与潜在实践的关系，这一关系在以后也引导着本雅明的思想。似曾相识(déjà vu)中不明了、不具有客体的东西，普鲁斯特用无意识回忆的方式在诗意重构中想要表达的东西，正是本雅明想要捕捉并通过概念提升为真理之物。本雅明要确保都能靠自己完成那些本该由无概念经验(begriffloses Erfahren)完成的事情。他想要赋予思想以经验的厚度，而又不损失它的严谨。

认知的乌托邦的内容就是乌托邦本身。本雅明将其称作“绝望的非现实性”。哲学累加成经验，便有可能获得希望。然而这一希望也只能是残破的。本雅明将客体过度曝光，让这些隐藏的轮廓有朝一日——在和解的状态下——能够大白于天下，同时，他也突出了和解之日与当下现实的鸿沟。希望付出的代价便是生命：“自然的流逝是永恒且绝对的，在这一点，它是弥赛亚的。”根据他晚期的某个断章，幸福是“它自身的韵律”。因此，本雅明思想的核心是，将生活完全物化至无生命体，以此来重塑扭曲的生活：“我们获得希望的唯一方式，就是放弃希望。”这便是他对《亲和力》〔4〕研究的结论。在不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悖论中，我们在他身上最后一次看到神话和启蒙化为一体。他摆脱了梦境，而没有背叛它，或者成为哲学家们始终同意的观点的共犯：不能这样。他赋予《单行道》中的格言警句以谜题的特质，这也是他作品独树一帜之处，而这一特质正也是来源于上述悖论的。用哲学唯一拥有的工具，即概念(Begriff)来解释和阐释悖论，正是这一点驱使着本雅明坚定地投身于多义的世界。

注释：

〔1〕《在少女们身旁》和《盖尔芒特家那边》，为《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2〕〔3〕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4-15页。

〔4〕歌德18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是其晚期重要著作之一。

编者按：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影响最深远、最广泛的一个思想流派。令人异常感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批判理论建构其实是在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20世纪30、40年代完成的。在这一时期里，学派的成员们或独自探索或集体攻关，对一系列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留下一笔极为丰富也极为宝贵的思想遗产，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仍然需要不断重新造访，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启示和思想资源。为了向这一辉煌的思想创造时期致敬，本刊特组织了本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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