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神话的和解是本雅明哲学思想的一个主题。然而如同在优秀的变奏曲中一样，本雅明思想的主题并非是陡然展现出来的，而是隐藏起来，将揭露的任务移交给犹太教神秘主义，他是在少年时代通过他的好友，也是著名犹太教神秘教义专家格哈德·肖勒姆(Gerhard Scholem)而了解到其教义的。关键在于，他到底受到了此新柏拉图主义和唯信仰论-弥赛亚主义传统多大的影响。有些迹象表明，本雅明从未揭露真意，并且出于对鲁莽思想和随性知识分子的深深敌对之情，他运用了神秘主义学家们喜爱的伪典手法——不愿交出真实文本，以此来瞒骗、智胜真理，他怀疑真理，因为自主独立的思考无法获得真理。无论如何，他神圣文本的概念一定是出自犹太教的神秘教义的。他觉得哲学主要由评论以及批判构成，他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意义、甚至是表达的载体，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名称”的结晶。然而事实上，哲学伟大的传统中被编码的早期教义并不像本雅明想象的那样少见。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的主要作品或者片段并非只是对业已提出的命题的隐含“批判”，而是特定的针锋相对的讨论。只有当聚集起来以便形成流派的哲学家们丧失了自我思想之后，他们才会觉得有必要用以下方式隐藏自己：如果可能的话，将造世纳入自己的体系中。面对这些做法，本雅明坚决保持自己的亚历山大文艺风格(Alexandrinismus)，并因此引来了众多根源性的愤怒。他将神圣文本的理念调制成一种——如肖勒姆所说——犹太教神秘主义自身也准备转变成的启蒙主义。他的“散文主义”(Essayismus)就是要像对待神圣文本那样对待世俗文本。这并不意味着他要亲近神学的遗留物，或者像宗教式社会主义者赋予世俗性一种超验的意义。他认为极端、无防卫的世俗化过程是正消失于世俗的神学遗产的唯一机会。图像谜题的钥匙丢失了。就像描写忧伤的巴洛克诗句说的那样，它们应该“自己说话”。这个手法类似于托斯丹·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的妙语：学习外语时，他长时间地盯着一个词看，直到他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为止。把他比成卡夫卡是绝对不会错的。那位布拉格的作家哪怕是在最极端否定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乡土叙事的传统，而本雅明与之不同的是，他通过明确的都市元素与古代形成对照，此外，他思想中的启蒙特质使得他能够在邪恶的退化面前比卡夫卡更好地保护自己，而卡夫卡则混淆了隐藏着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和恶魔之间的差别。在成熟阶段，本雅明可以毫无保留地进行社会批判，也不用抑制自己的冲动。思考的力量使他能够看穿资产阶级文化的表象和话语方式，它以象形文字的方式，即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隐藏其最灰暗的秘密。他有时也会谈及“物质毒素”，为了让他的思想能够存活，他也必须将这些毒素加入到思想中。为了能够坚持下去，他放弃了很多幻想，比如他的思想中沉醉自我的特性，他不顾无法表达全部真实想法的痛苦，不知疲倦地用集体强制性的潮流对照自身的反思。但他可以把外来元素同化成自身的经验，并用此方式来改进自己的经验。

三

苦行的生活与研究时激起的想象力相互平衡。这帮助本雅明发展出一种反抗哲学的哲学。这一哲学可以被它自己并不使用的范畴描述。这些范畴散发着对如“个性”(Pers?nlichkeit)等概念的强烈厌恶。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反对人类和人类思想可以自我构建、并且可以产生绝对性的想法。此反应方式的洞见性不可以与新型宗教运动相混淆，这些运动只是想在哲学反思的范围内将人类重新变回那个已然因完全的社会依赖性而堕落的生物。他并不是想要反对似乎已经过度繁荣的主体主义，而是反对主体性概念(Begriff des Subjektiven)本身。主体消失在他哲学的两极——神话和和解之间。在美杜莎的注视下，人类继续变身成客体表演的舞台。如此，本雅明的哲学既散布了恐怖也许诺了幸福。神话的世界不是由主体性而是由多样性和多义性主宰的，同样，根据“名称”模式孕育出的和解的明确性和单调性正是人类自主的反面。如悲剧性英雄身上看到的那样，自主性被降低至一个辩证的临界点，而人类与造物(Sch?pfung)和解的前提条件，则是所有自我设定的人类存在都要被消解。根据某口述材料，本雅明将主体仅仅看成是神话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是非“实体性”的。内在性对他来说不仅仅是麻木和忧伤自足的家园，也是能够扭曲人类潜在形象的幻觉：他总是将其与生机勃勃的外在之物形成对比。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找不到如自主(Autonomie)这样的概念，也不会发现任何属于主体的形而上学范畴内的任何词汇，比如总体性(Totalit?t)、生命(Leben)和系统(System)。卡尔·克劳斯与本雅明几乎完全不同，但有一点本雅明却表示赞同，这就是在普遍人性谎言前表现出的非人性，尽管克劳斯本人对此赞赏并不领情。本雅明拒绝的范畴均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自古以来，统治者们都是运用这些概念将自己伪装成神。作为对暴力的批判者，本雅明将主体的统一撤回到神话的混乱中，将其理解为单纯的自然关系；这位以犹太教神秘主义为导向的语言哲学家将主体的统一视为名称的涂鸦。这就是联系着他唯物主义和神学阶段的纽带。他将现代世界看成是古代的，这一观点并不蕴含着貌似永恒真理的痕迹，而是逃脱出资产阶级内在性的如梦牢笼的真实办法。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并不是去重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性，而是将其置于放大镜下，审视其盲目的、天然的和混乱的因素。他微观和断章式的手法并未完全接纳普世调节这个理念，而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这个理念生成了总体性概念。他毫不动摇地坚守着他的基本理念，即见微知著。对于本雅明来说，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现象并不意味着将现象脱离社会整体去解释，而是在它们孤立的状态下，将它们与物质的趋势和社会斗争联系起来。他想以这种方式来对抗异化和物化的危险，因为物化和异化会把将资本主义当作系统而做出的观察自身也变成一个系统。由此，他不甚了解的青年黑格尔的主题便显现出来了：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中也感觉出被黑格尔成为“实证性”(Positivit?t)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反对着这个概念。由于能接触到他身边物质之物并与其本质相亲近，他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幼稚的色彩。使他有时会同情权力政治集团，而他很清楚，这些政治集团或许已经清除掉了自身的实质，即未经管制的精神体验。然而他依然狡猾地扮演着解释者的角色，似乎人们只需要解释客观的思想，就可以满足它的要求，就可以祛除它的恐怖。他更愿意用思辨性理论描述他律(Heteronomie)，而不是放弃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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