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形而上学，神学与唯物主义，神话与现代，无意图的材料和大胆的推测——就如同巴黎星形广场四周的街道一样，本雅明城市景观中的所有街道都驶向那本关于巴黎的书。但是他应该不会同意通过这部著作体现他所有的哲学思想。构想是从具体中引发出来的，同样，他的构想依然保留着多年以来惯用的专著形式。《新评论》(Neue Rundschau)中发表的文章《媚俗之梦》(Traumkitsch)探讨了超现实主义中已过时的19世纪元素令人惊异的闪回。他和弗兰茨·黑塞尔计划撰写的一篇关于巴黎拱廊街研究的杂志文章提供了素材切入点。他坚持关于“拱廊街的论文”这一题目，早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草稿，这一草稿带有极其明显的19世纪的相面学(Physiognomie)特征，《悲苦剧》一书也采用了相似的手法。他试图依靠这些特征，构建出时代的理念，即现代性的史前史。这一历史并非旨在揭示刚刚过去之物的遗留，而是将最新之物本身定义为最老之物的形态：“与新的生产手段的形式——开始还被旧的形式统治着——相适应的是新旧交融的集体意识中的意象。这些意象是一种愿景：集体力求不仅克服而且完善社会生产的不成熟和生产的社会组织的缺失。与此同时，在这些愿景中出现了一种坚定的意愿，即疏远所有陈旧的东西，也包括刚刚过去的东西。这种倾向将被新事物所刺激出的想象力掷回到最原始的过去。在每一个时代都憧憬着下一个时代景象的梦幻中，后者融合了史前的元素，即无阶级社会的元素。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社会经验通过与新的经验相互渗透，产生了乌托邦观念。从矗立的大厦到转瞬即逝的时尚，乌托邦观念在生活林林总总的形态上都留下了痕迹。”〔2〕这些意象对于本雅明来说要比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重要得多：他认为这些是历史运动的客观结晶，并将它们命名为辩证的意象(dialektische Bilder)。这位玩家天才般即兴发挥出的理论正在生成一种模式：这些意象以历史哲学的方式揭露出19世纪幻影的真面目：它是地狱的形象。本雅明在此之后完成的唯物主义的论文第二层次囊括了1928年完成了的论文的第一层次：似乎是因为在第三帝国崛起之后，将19世纪比作地狱的比喻已经站不住脚了，本雅明本想用这个比喻报复由奥斯曼设计的环形大道的战略地位，然而现在这个比喻已经映射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方向，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偶然读到了一本奥古斯特·布朗基在狱中完成的作品《藉星永恒》(L’éternité par les Astres),这部作品在完全绝望的氛围中率先提到了尼采关于永恒回归的理论。“拱廊街计划”的第二阶段被记录在1935年书写的备忘录《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这本书将时代的关键造型与相应的意象世界中的范畴联系起来。这一部分本应该讨论傅里叶和达盖尔、格兰维尔和路易·菲力浦、波德莱尔和奥斯曼，但实际上讲的却是时尚(Mode)和流行(Nouveauté)、展览业和铸铁雕塑，讲的是收藏家、浪荡子和妓女。“世界博览会扩大了商品世界。格兰维尔的奇思妙想赋予宇宙以商品的特性。它们使它现代化了。土星光环变成了铸铁阳台，土星居民晚上是就在那里纳凉。……时尚规定了商品拜物教所要求的膜拜方式。格兰维尔扩展了时尚的统治范围，让它不仅可以支配日用品，也可以支配宇宙。这种极端的方法也揭示出时尚的本质。时尚是与有机的生命相对立的。它让生命体屈从于无生命的世界。它在有生命体上执行尸体的权利。屈从于无生命世界色诱的拜物教便是时尚的关键命门所在。而商品拜物教则将此命门化为己用。”〔3〕类似风格的思考被延续到了关于波德莱尔的章节中。1939年—1940年的《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这一章的一大部分，题目为《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这是拱廊街计划中少数几篇他完成了的文章之一。另外一篇题为《论历史概念》，这篇文章概括了他在拱廊街计划实施过程中获得的认识论思考。这项计划的好几千页文稿被保存了下来，那都是巴黎被占领时隐藏起来的关于素材研究的文章。然而计划的全貌则已经无法复原了。本雅明原本的计划是放弃所有明确的阐释，从而使得意义在素材惊人的拼接中显现出来。哲学不仅要赶上超现实主义，自身也要变得超现实。他在《单行道》一书中写道，他的引文就像是拦路抢劫犯突然出现在读者面前，要抢走他们的信仰。为了给反主体主义加冕，他的代表作就只能由引文构成。书中内容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在他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或者关于历史哲学的论文中找到，没有任何标准指示去除了所有论据的哲学应该如何书写完成，或者引文应该如何有意义地排列在一起。断章式的哲学保持了断章的面貌，这似乎是某种方法的受害者，这种方法无法决定它是否能借助思想这个媒介发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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