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有了根，一个民族也就有了根。也许是明清时代的社会环境并不适合阳明心学成长壮大，但时移世异，伟大的思想结晶蒙尘百年，光华已经无法遮掩，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便断言“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对于一个站立在崭新历史起点的民族来说，阳明心学犹如一枚熠熠生辉的火炬，必将在这个千年里继续照耀华夏民族。

原以为阳明先生的墓地在余姚，在绍兴短暂停留时，偶然的从手机地图查出，从住处乘车去阳明先生墓地仅需半个小时，于是在寒冬中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搭车前往。车出绍兴市区从308省道往诸暨方向，经过著名的书法圣地兰亭向南约2公里，有一岔路往紫红山方向，标有“阳明墓景区”字样，过一道桥右拐50米，即到地图标注的仙霞山庄位置，可那个曾经有野猪肉售卖的农家乐早没了影子，除了测量人员和施工机械，一切像是个废墟，转头看着已走远的出租车，怀疑他是否把我拉错地方，索性前行两步，左侧的山腰一座古墓赫然出现在眼前。以前也去过些已成为景区的名人安息之地，可没有哪一个如阳明先生墓这般给人一种苍凉甚至落寞的感觉。常听人说中国五千年历史才出了两个半圣人的说法，意指中国历史上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标准的圣人，只有两个半人：这两个人是指孔子、王阳明，另半个人是指曾国藩。就在十多年前，阳明先生在国内的影响力还远远配不上“两个半圣人”这一说。我们这一代人认识阳明先生，大多是从中学课本上，因“心学”这个“心”字，被定位为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以及那关于山中花朵在心中存在的记述，让我们对阳明先生最初的印象，是一个“信不信由你，莫弄坏了我的方子”的迂腐不堪的糟老头子。穿过一道写着“王守仁墓”的简陋门头，两侧是塑料广告牌板上喷绘的阳明先生一生大事记，记述阳明先生辉煌灿烂的一生。日本当代著名的阳明学家冈田武彦先生在《王阳明大传》中称阳明先生为“旷世罕见的大圣人、大豪杰，英明豪迈，文武双全，左手执卷讲学授业，右手抚剑叱咤三军”。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是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不但善于统军征战，而且精通儒、释、道三教，并将其三家之精髓融合于他的心学思想中，逐步形成“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核心命题，远播海外，影响深远。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阳明先生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成为心学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地位与孔子、孟子、朱熹三者齐名，并称为孔、孟、朱、王。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元璋五世孙宁王朱宸濠，意欲效仿明成祖朱棣通过叛乱夺取皇权，集众号称十万，发动史称“宸濠之乱”的谋反叛乱，但仅仅43天后便被时任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的阳明先生率军平定，使其成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句话的最佳代言人。嘉靖七年，最后一次挂帅出征平乱后的阳明先生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归，推荐勋阳巡抚林富代替自己，可能察觉寿元将终，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启程返乡。船行至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时病情加重，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留下发人深省的一句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阖然长逝。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他。阳明先生因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成为有明一朝第二位因军功封爵的文官，并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于孔庙。位于洪溪之畔仙虾山南坡的墓地是阳明先生亲择选定的。墓坐北朝南，背依山岗，顺依山势，逐级升高，视野开阔。著名建筑大师林徽因在《风生水起．浙江绍兴王阳明墓风水形势图》中言“王阳明墓，后有鲜虾山为靠，前有小案山回顾对景，山南有溪流缠绕山脚。此地水缠玄武，水聚明堂，呈“抖水鲜虾”之格局，取鲜虾跃水，生机蓬勃之间"。缓步走在墓前，心情激动但又难过，终于来到先贤安息之地，但与绍兴老城内游人如织的周恩来、鲁迅先生故居相比，这位名震古今中外的圣人墓前，仅我一人，无比冷清。阳明先生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下葬后，历经明、清、民国各代多次修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军长陶广曾经树立墓碑。之后，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至日本阳明学家冈田武彦先生于上世纪八十代末探访到墓前时，已是杂草丛生、破败不堪。于是有了冈田先生在日本发起修复阳明墓的筹集资金行动，在绍兴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于1989年顺利竣工。墓冢直径10米，墓道全长70余米，四层平台，百余级台阶，全部用石材精心雕刻而成。中国先贤的墓地，最终却要由日本人筹资参与修复，探究其原因，让人心中苦涩。看到有句笑谈说“中日的差距只在一个王阳明”，如果从传承阳明心学的角度来说，与中国阳明学在明末后日渐衰微、清代以后逐渐没落不同，日本阳明学派在幕府时代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在明治维新前后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在现代日本有稻盛和夫、楠本正继、冈田武彦等，大家巨匠代次相传。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称：“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这也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为修复阳明墓积极捐资。实际上冈田武彦先生之后继续会同各地政府，筹资推动完成了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王阳明先生落星之处”纪念碑亭、王阳明故居瑞云楼、贵州龙场王阳明铜像等建设或修复工程。也许是受到了日本阳明学派的启示，也许得益于华夏民族日益重视数千年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近十多年来，余姚、绍兴两地越来越重视这位深刻影响东亚的圣人，“阳明路”“阳明中学”“阳明社区”“阳明学研究中心”等以阳明命名的场所数不胜数。这一现象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日本东北振兴研修所理事长地主正范在《日本学者谈王阳明遗迹考察》一文中说，“最初去浙江、贵州等地考察时，问起王阳明这位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多数人（指中国人）一无所知，还有人甚至将其误认为现代人，闹出了不少笑话。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说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们的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阳明先生墓碑书写“明王阳明先生之墓”八个大字，据说系著名书法家沈定庵题书。由于来得匆忙，原本想着肯定能像同武侯墓或者那些最小的庙宇道观一样，门前必有售卖香火供品的小店，哪知阳明先生墓前是这般荒凉景象，墓前唯一的房屋据说是王阳明祠，又有说是明清古建筑遗迹，已经破败不堪、荒草丛生，还被围上了铁栅栏，哪里有什么商店？往供桌下一看，有一个整理箱，箱上写着“知行合一，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并止于至善”，言明内放香火，可自行取用。遂能使我燃香拜谒，不至留有遗憾。用墓旁的扫帚打扫完只有些许落叶的墓前拜台，冬日暖阳照晒四周，抬望眼，远处山峦重叠，雾气蒸腾。在墓地前的台阶坐下，翻开随身带来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一书关于阳明先生“龙场悟道”章节，在圣贤埋骨之地回顾其一生最重要的“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的时刻。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时任刑部主事的阳明先生因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入狱上疏论救，而触怒权倾一时的宦官刘瑾，被杖四十后谪贬至贵州龙场驿栈当驿丞，路途中被刘瑾派人追杀，阳明先生伪造跳水自尽才躲过一劫。在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龙场驿，他结合所学，日夜反省，在某个夜晚忽然顿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诸事者误也”，立足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人的心中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天地万物之理都在人的心中，不需外求），提出了“心即理”之说，“心学”就此集大成，史称“龙场悟道”。这场悟道，在破解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技术路径难题时，不同于程朱理学向上面向君主提出的“得君行道”，而是向下面向民众提出了“觉民行道”，意义深远。阳明先生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并最终提出“致良知”，对之前、当下和今后的中华文化，对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为什么近些年“心学”由隐学有迅速成为显学的趋势?值得我们好好探究。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阳明先生同时代的欧洲，同中国儒家学说当时日渐沦为训诂注释、维护皇权的工具一样，欧洲天主教会的实力空前强大，教皇的权威高于一切，而天主教会和天主教信徒们占据着欧洲中世纪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但政教合一的体制造成思想停滞不前，导致欧洲社会经济文化原地踏步，甚至与古罗马文明相比严重倒退。在经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后，欧洲人开始了一场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张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马丁·路德提出“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靠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信仰即可得救，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每个信徒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理解和解释《圣经》），启迪和点醒了教会体制下无数普通民众，与阳明心学“觉民行道"功效颇为相似。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新教基础，同时也瓦解了从罗马帝国颁布基督教为国家宗教以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缚，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因而西方史学界直接称之为“改革运动”。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011年习近平同志视察贵州大学与学生座谈，在对阳明先生表达景仰的同时，谈及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时指出∶“要把文化变成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作为我们的营养，像古代圣贤那样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当今中国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在GDP的排行上早已取代日本，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社会治理水平、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发展迅猛，国家的政治自信和道路自信也日益彰显。但历经起落兴衰的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从文化中汲取最深沉浑厚的力量，找到类似于宗教改革对于中世纪欧洲思想震动和启迪的原生动力。只有找到这种能够影响大众的文化原生力量，才能更好地串连起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灿烂成果，完成文化本应承担的“化学催化”反应。如果从人性层面探讨，在开改开放后数十年世所罕见的高速发展后，我们的民族面临一场巨大“人性危机”，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的日益充盈，并没有带给人们更多的安全感与获得感，反而使人心浮躁，进而催生出冷漠、自私。脱离了为基本温饱奋力打拼的国人，终会闲下来检视自己的人生，探求人生存在的意义。可华夏民族最大的特点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因为儒家思想早已贯穿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在传统文化日渐复兴的当下，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或早或晚终究会回归到儒家学说的层面上，通过自己把知与行合而为一，达到认识自我与世界的目的。千百年来，人类在追求自身解放的历史中，致力于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心性关系，总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怎么也解决不好，以至于反反复复陷入周期律的折腾。中国文化为解决人类三大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道学主要研究天人关系，儒学研究人际关系，禅学研究心性关系。这三大学术体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完美结合，也是哲学、心学与政治学的完美结合，更是人类解放路线图与顶层设计的完美结合。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华夏民族向世界贡献了追求人类解放相对完备的思想体系与顶层设计。阳明心学则是这一思想体系与顶层设计的结晶。阳明先生将庞杂的儒道禅学说删繁就简，科学编程，构建了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不仅如此，他还是知行合一伟大的践行者，以屡建奇功验证其无与伦比的正确性。2009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外讲话中有7次提到“知行合一”，并在2015年参加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指出：“王阳明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华夏民族历经百年的屈辱，在重回历史本原巅峰位置的艰辛过程中，阳明心学用“心即理”为华夏民族从灵魂深处带来自信的力量；用“致良知”化繁为简为芸芸众生点出了生而为人的明灯与指向；用“知行合一”告诉了世人修炼本心的简约朴素方法。为什么近年来各行各业人士纷纷坦言从阳明心学中感悟到了莫大的前进力量?是因为阳明心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如同程朱理学面对外来的佛老思想侵蚀所做的反思内省一样，在文化层面肩负起了启迪华夏民族思想再升华、心灵再解放的历史使命。“人皆可为圣贤”“良知即是道”，点醒和激励了多少在漫漫人生路途中上下求索的凡人。成为圣贤何其不易，但如果整个民族都以“良知”面对事事物物，用“良知”时刻作为心灵指路明灯，官员清廉为政、军人效死卫国、商贾诚信经营、农人勤劳耕作、雇员忠于职守，人人心怀善念敬业奉献、互让互爱，以心致良知，培育光明境界，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怎能不强大。天已过正午，将离开阳明先生墓地时，来了两大一小一家人，在我刚刚打扫的墓地拜台前，用手拣去砖缝中残留的枯枝残叶，虔诚之心让我惭愧打扫并不仔细。待这家人燃香祭拜完毕，粗聊之下，才知道是位与我同龄的杭州企业家，每逢初一、十五都与同仁相约来阳明先生墓前祭拜，因初一出差在外未能按时祭拜，于是初三日便带家人前来祭扫。听他这样一说，心中顿然释然，原来寂静冷清的阳明先生墓前如此干净整洁原因在此。致良知之道存乎人心，历经风雨雷电，终不断绝。顿笔之时，看到习近平同志前一日接见中国驻各国大使时讲，“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大变局中，阳明心学带给华夏民族的，将是灵魂的一次解放，不仅作为明心定性的“培根之学”，还作为评判善恶对错的“心灵天枰”，更是经世致用的“行动指南”。每个人有了根，一个民族也就有了根。也许是明清时代的社会环境并不适合阳明心学成长壮大，但时移世异，伟大的思想结晶蒙尘百年，光华已经无法遮掩，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便断言“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对于一个站立在崭新历史起点的民族来说，阳明心学犹如一枚熠熠生辉的火炬，必将在这个千年里继续照耀华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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