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贤的墓地，最终却要由日本人筹资参与修复，探究其原因，让人心中苦涩。看到有句笑谈说“中日的差距只在一个王阳明”，如果从传承阳明心学的角度来说，与中国阳明学在明末后日渐衰微、清代以后逐渐没落不同，日本阳明学派在幕府时代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在明治维新前后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在现代日本有稻盛和夫、楠本正继、冈田武彦等，大家巨匠代次相传。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称：“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这也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为修复阳明墓积极捐资。实际上冈田武彦先生之后继续会同各地政府，筹资推动完成了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王阳明先生落星之处”纪念碑亭、王阳明故居瑞云楼、贵州龙场王阳明铜像等建设或修复工程。

也许是受到了日本阳明学派的启示，也许得益于华夏民族日益重视数千年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近十多年来，余姚、绍兴两地越来越重视这位深刻影响东亚的圣人，“阳明路”“阳明中学”“阳明社区”“阳明学研究中心”等以阳明命名的场所数不胜数。这一现象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日本东北振兴研修所理事长地主正范在《日本学者谈王阳明遗迹考察》一文中说，“最初去浙江、贵州等地考察时，问起王阳明这位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多数人（指中国人）一无所知，还有人甚至将其误认为现代人，闹出了不少笑话。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说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们的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

阳明先生墓碑书写“明王阳明先生之墓”八个大字，据说系著名书法家沈定庵题书。由于来得匆忙，原本想着肯定能像同武侯墓或者那些最小的庙宇道观一样，门前必有售卖香火供品的小店，哪知阳明先生墓前是这般荒凉景象，墓前唯一的房屋据说是王阳明祠，又有说是明清古建筑遗迹，已经破败不堪、荒草丛生，还被围上了铁栅栏，哪里有什么商店？往供桌下一看，有一个整理箱，箱上写着“知行合一，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并止于至善”，言明内放香火，可自行取用。遂能使我燃香拜谒，不至留有遗憾。

用墓旁的扫帚打扫完只有些许落叶的墓前拜台，冬日暖阳照晒四周，抬望眼，远处山峦重叠，雾气蒸腾。在墓地前的台阶坐下，翻开随身带来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一书关于阳明先生“龙场悟道”章节，在圣贤埋骨之地回顾其一生最重要的“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的时刻。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时任刑部主事的阳明先生因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入狱上疏论救，而触怒权倾一时的宦官刘瑾，被杖四十后谪贬至贵州龙场驿栈当驿丞，路途中被刘瑾派人追杀，阳明先生伪造跳水自尽才躲过一劫。在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龙场驿，他结合所学，日夜反省，在某个夜晚忽然顿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诸事者误也”，立足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人的心中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天地万物之理都在人的心中，不需外求），提出了“心即理”之说，“心学”就此集大成，史称“龙场悟道”。这场悟道，在破解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技术路径难题时，不同于程朱理学向上面向君主提出的“得君行道”，而是向下面向民众提出了“觉民行道”，意义深远。

阳明先生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并最终提出“致良知”，对之前、当下和今后的中华文化，对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为什么近些年“心学”由隐学有迅速成为显学的趋势?值得我们好好探究。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阳明先生同时代的欧洲，同中国儒家学说当时日渐沦为训诂注释、维护皇权的工具一样，欧洲天主教会的实力空前强大，教皇的权威高于一切，而天主教会和天主教信徒们占据着欧洲中世纪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但政教合一的体制造成思想停滞不前，导致欧洲社会经济文化原地踏步，甚至与古罗马文明相比严重倒退。在经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后，欧洲人开始了一场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张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马丁·路德提出“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靠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信仰即可得救，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每个信徒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理解和解释《圣经》），启迪和点醒了教会体制下无数普通民众，与阳明心学“觉民行道"功效颇为相似。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新教基础，同时也瓦解了从罗马帝国颁布基督教为国家宗教以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缚，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因而西方史学界直接称之为“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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