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011年习近平同志视察贵州大学与学生座谈，在对阳明先生表达景仰的同时，谈及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时指出∶“要把文化变成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作为我们的营养，像古代圣贤那样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当今中国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在GDP的排行上早已取代日本，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社会治理水平、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发展迅猛，国家的政治自信和道路自信也日益彰显。但历经起落兴衰的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从文化中汲取最深沉浑厚的力量，找到类似于宗教改革对于中世纪欧洲思想震动和启迪的原生动力。只有找到这种能够影响大众的文化原生力量，才能更好地串连起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灿烂成果，完成文化本应承担的“化学催化”反应。

如果从人性层面探讨，在开改开放后数十年世所罕见的高速发展后，我们的民族面临一场巨大“人性危机”，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的日益充盈，并没有带给人们更多的安全感与获得感，反而使人心浮躁，进而催生出冷漠、自私。脱离了为基本温饱奋力打拼的国人，终会闲下来检视自己的人生，探求人生存在的意义。可华夏民族最大的特点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因为儒家思想早已贯穿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在传统文化日渐复兴的当下，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或早或晚终究会回归到儒家学说的层面上，通过自己把知与行合而为一，达到认识自我与世界的目的。

千百年来，人类在追求自身解放的历史中，致力于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心性关系，总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怎么也解决不好，以至于反反复复陷入周期律的折腾。中国文化为解决人类三大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道学主要研究天人关系，儒学研究人际关系，禅学研究心性关系。这三大学术体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完美结合，也是哲学、心学与政治学的完美结合，更是人类解放路线图与顶层设计的完美结合。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华夏民族向世界贡献了追求人类解放相对完备的思想体系与顶层设计。阳明心学则是这一思想体系与顶层设计的结晶。阳明先生将庞杂的儒道禅学说删繁就简，科学编程，构建了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不仅如此，他还是知行合一伟大的践行者，以屡建奇功验证其无与伦比的正确性。

2009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外讲话中有7次提到“知行合一”，并在2015年参加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指出：“王阳明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华夏民族历经百年的屈辱，在重回历史本原巅峰位置的艰辛过程中，阳明心学用“心即理”为华夏民族从灵魂深处带来自信的力量；用“致良知”化繁为简为芸芸众生点出了生而为人的明灯与指向；用“知行合一”告诉了世人修炼本心的简约朴素方法。为什么近年来各行各业人士纷纷坦言从阳明心学中感悟到了莫大的前进力量?是因为阳明心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如同程朱理学面对外来的佛老思想侵蚀所做的反思内省一样，在文化层面肩负起了启迪华夏民族思想再升华、心灵再解放的历史使命。

“人皆可为圣贤”“良知即是道”，点醒和激励了多少在漫漫人生路途中上下求索的凡人。成为圣贤何其不易，但如果整个民族都以“良知”面对事事物物，用“良知”时刻作为心灵指路明灯，官员清廉为政、军人效死卫国、商贾诚信经营、农人勤劳耕作、雇员忠于职守，人人心怀善念敬业奉献、互让互爱，以心致良知，培育光明境界，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怎能不强大。

天已过正午，将离开阳明先生墓地时，来了两大一小一家人，在我刚刚打扫的墓地拜台前，用手拣去砖缝中残留的枯枝残叶，虔诚之心让我惭愧打扫并不仔细。待这家人燃香祭拜完毕，粗聊之下，才知道是位与我同龄的杭州企业家，每逢初一、十五都与同仁相约来阳明先生墓前祭拜，因初一出差在外未能按时祭拜，于是初三日便带家人前来祭扫。听他这样一说，心中顿然释然，原来寂静冷清的阳明先生墓前如此干净整洁原因在此。致良知之道存乎人心，历经风雨雷电，终不断绝。

顿笔之时，看到习近平同志前一日接见中国驻各国大使时讲，“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大变局中，阳明心学带给华夏民族的，将是灵魂的一次解放，不仅作为明心定性的“培根之学”，还作为评判善恶对错的“心灵天枰”，更是经世致用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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