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猛仁、俊功先生独具慧眼，在诗与哲学的交汇点上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座能够承载生命的桥梁，连接起了散文诗与哲学之间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二位仁兄在主编《中国当代百家散文诗精选》一书时，所遴选的大部分诗作，都在浓郁的诗性表达中融入辩证思维，洋溢着哲理意蕴，以及耐人寻味的东方智慧。由此我想起了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曾说过的话，文艺不讲辩证法，是要走上绝路的。散文诗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也要讲一点辩证法。诗人在创作时，未必是概念化地演绎哲学或思想的标识，但无数文本告诉我们，散文诗中的辩证关系，其实是在诗人不经意的叙述与抒情中，便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衍化于字里行间，他们澄澈的诗性与敏锐的感受性，也悄然亲近“知性”或约定俗成地带给我们的心灵以深刻的感铭，从而实现真与美的交错、激情与理性的对流。器与道、事与理、景与情、心与佛、形与神等辩证关系在散文诗作品中通透与闪烁，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栖居，往往打上了诗性智慧的烙印。关于散文诗的辩证笔法，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些例析。

一是即器见道。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之道，因心见而现。道寓于器，道在器中，从器中看到道，是散文诗人看家的本领之一。即器以见道，据器而道存，道器一体，道亦是器之理，器物之繁，知之非易。若以“道器关系论”审视，集中的许多散文诗即可通透。青铜爵作为夏王朝的一个标志性饮酒器具，在王幅明的《夏朝的王爵》中出现，诗人从铜爵中看到了历史盛衰与兴亡之道；砖头作为富丽堂皇的宫殿或不起眼的茅舍砌筑物，在周庆荣的《沉默的砖头》中建构，诗人从砖头上融铸了寂寞负重的人生之道：“它们是一根又一根坚硬的骨头。/它们就是不说话，更不说过头的话。/它们踏踏实实地过着日子，一块砖挨着另一块砖，它们不抒情，它们讲逻辑。/风撞着墙，砖无言。风声吹久了，便像是历史的声音”；铁环作为“物质和精神的硬物”，在方文竹的《铁环》中呈现，诗人从有关铁环的记录和传奇中打磨出了生活之道，而他的另一章《磨盘》则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快速飞旋，诗人从各种各样的磨盘中感悟出哲学之道；金和木作为亘古以降最平常的器物，在陈计会的《中国元素》组章中，诗人从坚硬的金属和结实的木质中铿锵出神秘的心灵之道。器者物也，物以言志，道随器变，形下之物蕴涵着形上之道，因器物存道，而道心明也，如三色堇诗家所说的“愿万物各有所安”，各寓其道。

二是即事见理。散文诗要回应现实生活，介入生活现场，记录时代变迁，汲取源头活水，在对大千世界的全情融入中展开灵魂叙事，即能从事中看到理。翻开《中国当代百家散文诗精选》，我发现，有不少篇章致力于“即事见理”，因事明理，见人见事，入情入理。诗人折枝带露，那些来自真实生活中鲜活的人与事，使读者从个别中领略到一般，从具体人事的认知中升华到对深层哲理或人间公理的探求。蔡旭的散文诗，善于寻找朴实无华的诗意与深意，叙常人之事、抒平民之情、阐万物之理，选入本书的《这片被囚禁的土地》和《大雨冲刷的大街》分别写撂荒的土地开发，因腐败滋生高房价而转嫁给芸芸众生和大雨把一次车祸后受害者的血迹、事故的痕迹、肇事者驾车逃逸的轨迹都冲刷殆尽之事。前者是对官僚主义、功利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无情鞭挞，后者是对麻木不仁的人性弱点的深刻解剖，诗人在写作时即事见理，作品闪耀着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唐成茂的散文诗，无论是在深圳用幸福来区分四季，还是深圳河面上的彩云飘飞、人语之响、沙鸥翔集，抑或是村庄上奔驰的骏马和鞭子上的河流，都极尽叙事之能事，甚至于“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情一晃而过”，但都不影响诗人从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中悟出生活的诗意、爱情与幸福。陈旭明的《郊区·社区》盘桓在郊区与社区、过往与当下、乡村与市廛、传统与现代之间，直面身边的喧哗与骚动，将世俗生活里的杂乱碎片与现实本相进行非线性、快节奏、高密度的艺术处置，让读者在那光怪陆离、迷离恍惝、变幻莫测的意象叠加中，博取丰富的内涵、眩目的图景与深重的忧患意识，诗人娴熟地运用插叙、闪回、白描、视角切换等艺术手段，让散文诗于非虚构的“浮世绘”中产生视觉冲击力与深刻的启示力。徐澄泉的《随便》写一个随便的人随便地对待地球，如随便丢果皮和纸屑、吐痰或冲撞红绿灯，结果导致地球的反制，“我”则如同“一粒微尘，从一件衣服上被人随便抖落，在茫茫宇宙中，随便地飘啊飘……”诗人松散、随意、幽默的写实背后发人深思的部分，恰是“即事见理”的魅力所在。喻子涵的《汉字意象》，从象形文字的形神中兼备纷繁的事理，字里行间关乎思辨的痛痒、文化的诗性与人生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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