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曾在给我的信中感叹自己倘能多挤点时间。差不多就有了自己的书体。其实，生活中的他是成功的——夫妇俩养活了一家八口人，，尽了人子、人父之责。成与败是功利社会的看法。尤其是在他那个时代，多少人都“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有多少人成就了名山事业？历朝历代，又有多少布衣百姓名垂千秋呢？

人，不必太苛求自己，不必因小小的瑕疵而自责。想到这，我恍然明白：二叔并非在慨叹自己，他若真的慨叹自己又何必要与我说？他既告诉了我他的慨叹，分明是在警醒我——人，应有“无一事敢马虎，无一日敢懈怠”的精神。

二叔，我曾误解过你，但现今，我理解了你的苦心！谢谢二叔！

三婶

三婶生于苏北盐城的建湖，幼随父母到沪上经商便落脚上海读书。解放后，我大奶奶与大伯均在上海，三叔就转业到上海，在普陀区中山北路一所小学教书。其时三婶已任教那所学校。那时军人在全国都吃香，上海小姑娘心中择偶的第一标准便是军人。尽管我三叔文化不高，但还是被读过高中的三婶看中，他俩很快便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然而，好景总是不长。三叔因原服役于投诚部队而背黑锅，三婶因是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更为不幸的是一向刚直的三叔因病加上怨气不得出，一病不起。尽管三婶为治三叔的病，一天曾花费那时的一百多元，无奈，抢救治疗无效，三叔还是卒于一九六八年。三叔病故后，三叔的骨灰三婶却没办法安置，扔进江海我大奶奶不同意，自己更不忍心，于是只好写信托我父亲带回老家安葬，让三叔魂归故里。而那时我的堂兄刚满十三岁，两个堂姐更年幼。三婶那时才三十多岁，容颜与学问都不赖，但三婶誓不改嫁。

可三个年幼的孩子要饭吃，要书读，病了要钱医，自己又被剥夺了工作和工资，日子怎么过？孩子们怎么办？三婶被逼无奈，一狠心，拜师学会了缝纫。白天挨斗，晚上给他人缝衣裁裤，就这样，硬将三个孩子拉扯大，还把三个孩子的书读了。三婶平反后第一次携子女回乡祭奠三叔时哭得泪人似的，像不知受了多少苦难多少痛苦多少委屈，一个劲地唤我三叔：“金凌啊金凌啊，我和孩子们来看你了。”再没半句其它言语。

我父亲生前常说，你三婶要在以前那是要立牌坊的。而我以为三婶在我心里是另一座丰碑——做人，就理应承担人应尽的责任，理应有爱与奉献的实际行动。这，或也就是人活着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一个人，如果连人都做不好，还能做好什么事？

三婶平反后返聘到一所小学任教，她手头上是宽裕了些可那是我堂兄已谈朋友即将办婚礼，两个堂姐也都到了该成家论嫁的时候。她处在急用钱的关口，但洞悉我务农的父母正值儿荒期，便不时接济我家。她要是活到今天，无论如何也理应位列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榜的。却惜命苦的三婶晚年患上败血症，四年后死于败血症。

人言上海人小气，瞧不起乡下人，那真是一孔之见，冤枉了上海人。

得知三婶的病情，有回出差我特意弯道去了趟上海。我到医院看望她仅花了不足百元，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买的补品如何如何的好。

父亲

解放前，父亲在那时的省城安庆当店员，常年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务农是解放后的事。因为从未进过校门，大字不识一篓，在历次社会变数中，精明的父亲都与正式工作失之交臂，只好老老实实务农。

父亲三岁时，我爹爹在桐城青草塥做鞭炮时因故去世；十三岁时我奶奶因病去世，幼丧父母后，饱一餐饿一顿的生活使他落下胃病。究竟是什么胃病，家中缺钱他一直都没去就医，也就不清楚是什么胃病；我只知道大集体时他经常是上工不久即不得不手按着肚子回家歇息。那时他出工的工分少，年底队里分红自然也拿不到多少钱。可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一家七口的生活过得异常艰难。家中没钱治父亲的胃病，还是母亲按四处打听到的一个偏方，阴差阳错地治好了父亲的胃。也因家中缺钱，只有独子的我与妹妹进过正规校门。

包产到户时父亲的身体已康复，他如晨鸡，起早摸黑地劳作，别人抛荒的田地他抢着插，还带着两个姐姐（那时大姐已出嫁）四处垦荒种地。有两年粮价高，家中收入颇丰，不料，一九八三年大水，小妹意外溺水身亡，我被迫辍学。辍学后的我随父亲与两个姐姐耕田种地，收成的确不错，却无奈稻价上不去，化肥、农药却上涨，一年下来，包括母亲养猪养鸡养鹅养鸭的收入也余不了钱。于是父亲又别开财路，买来轧面机，农闲时加工面条，赚点加工费。即便如此，我们一家也未过上温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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