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众多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中，《犀鸟启示录》的取材无疑是十分独特的，借“观鸟”而脱贫，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整体的脱贫攻坚战中是不是惟一？但至少是不多。这也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因地制宜、精准脱贫大政方针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正是由于稀见，因此，庆国在这部报告文学中关于鸟、关于“观鸟”、关于“犀鸟”、关于因“观鸟”而带来的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等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既是这部报告文学内容本身的需要，也成为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世界观鸟小史” “云南观鸟小史” “犀鸟的躲闪”“从热带雨林归来” “公犀鸟之死” “扶贫观鸟经济学” “扶贫观鸟环保学”等篇什中，读者可从中看到许多有趣有用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到“爱情鸟”，人们首先想到的当是鹦鹉，殊不知那体型硕大的犀鸟，也因其雌雄终生厮守而同样被俗称为“爱情鸟”。比如，观鸟虽起源于欧美，但中国之观鸟市场也不小，所不同的只是后起的中国很快将观鸟转向成了拍鸟。欧美人观鸟，必带的器材是望远镜，即使偶尔拍照，使用的也只是便携式的卡片机和小徕卡之类，野外观鸟归来，他们更愿意用文字记录下观鸟感受，玩法单纯而安静；而中国人观鸟，必带专业摄影器材，白天呼朋唤友地进山拍鸟，晚上成群结队返回旅馆，打开电脑，输入图片，热烈讨论，以多为荣，以奇为耀。存有明显差异的这两种观鸟行为，不论高下，但背后所折射出的其实更是不同的文化所驱使。诸如这些个知识点或知识面，恐怕都是我们以往所不曾知晓或不曾想过的。

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犀鸟启示录》无疑都可归于“重大主题”一类。在我们进入“两个百年”面对“两个大局”之际，抓住“重大主题”布局谋篇既是我们作家与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与担当，也是一种幸运与机遇。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工作者一定还要清醒地意识到，“重大主题”绝对不等于就是优秀作品，面对“重大主题”，如何予以深刻而艺术的高质量表现同样是另一个至关紧要的重大课题。对此，《犀鸟启示录》的创作与出版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些许有益的启示。为了创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张庆国一年中三次跋山涉水进入原始森林现场，住进少数民族村寨，与村民们同吃共住，现场采访各类村民20余人，调查了众多村民家庭和家族的生命史；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深入地考察研究那里的地方文化和发展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和生物进化史，整理出了30多万字的采访与读书笔记，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四力”付出。而面对报告文学这一特定文体，庆国努力秉持着“报告”与“文学”并重的原则，既努力保障“报告”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不掩饰、不粉饰；又充分调动和运用文学的多种手段，包括设置悬念、刻画人物、写自己的亲历、说村民的变化。最终真实而文学地完成了这部内容独特、境界宽阔的非虚构作品。这一点我以为也恰是当下不少“重大主题”作品在创作与出版过程中值得充分研究与倡导的。

作者：潘凯雄（知名文艺评论家）

编辑：陆纾文

责任编辑：王彦

文章来源：《散文百家》 网址: http://www.swbjzz.cn/zonghexinwen/2021/0520/868.html